• “在跋涉于能够将人淹没的娱乐与信息之海的同时,你要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更高级的意义、价值与信仰,将你的生命变得丰富,并有能力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人人都在忙着刷微博、看脱口秀、追肥皂剧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哈姆雷特吗?我认为,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反而更加需要莎士比亚、博物馆、图书馆、与诗歌。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做出选择时才得到运用。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什么是最好的。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我们就无法使自己成为更完备的人。

    在这个快要被越来越多样的娱乐和消费形式所淹没的时代中,我们被太多的东西分心,无法专心于文学、哲学、历史、诗歌、音乐这些更为高级的艺术——而作为人类,你的心智需要这些更为高级的形式。如果将所有时间用于娱乐,我们将会忘记发展自我,甚至于无法发展作为人类所应具备的、更为高级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自觉地抵挡现代生活中那些能够将人淹没的浅娱乐,因为只有更为高级的艺术,才能挑战自身走到极限,并让我们发现并成为更好的自己。

    脱口秀、肥皂剧、段子手当然会更容易让我们享受愉悦、获得满足。但,如同密尔所说,容易满足并不是什么好品质:“做一个得不到满足的人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好过做一个满足的蠢货。相比较于一个较低级的人而言,一个拥有更高能力的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来使他感到高兴,他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痛苦……然而,尽管具有这些不利因素,他却怎么也不会真的希望沦落成一种他感觉是更低级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我们同时处在一个属于后现代的解构时代。然而,尽管如同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解构了奥德赛,娱乐电影们解构了诸多英雄与神话信仰,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活在一个一切皆被解构的世界中。我们只是被分成了几个部分,一部分生活在被解构的世界中,我们不相信任何事,丢失了信仰与意义,而另一部分的自我,却并不愿放弃信仰,以及对更高级意义的追寻。因为我们感知到,如果缺失了对于意义的分享与追寻,以及对于信仰的确信,我们会无法拥有一个好的社会,和一个好的生活。

    在这个时代中的我们体内,这两股控制力量一直在搏斗。而挑战就在于,在跋涉于能够将人淹没的娱乐与信息之海的同时,你要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更高级的意义、价值与信仰,将你的生命变得丰富,并有能力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为何我们会向往那些可能以出丑或愚蠢而获得名利的“名人”?因为我们缺少对于意义的追寻。”

    一个更好的社会需要公正。而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力、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公正的重点在于一个社会所回报给个人的收益、财富、权力、责任、荣誉,都应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做出的贡献成比例。而如果一个社会拥有太多特权阶级,就会影响社会分配的公正。如果社会中存在腐败,以及那些徒拥有大量特权却不做贡献的群体,他们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那么这种社会体系将会被认为是对公正的不敬。而如果特权阶级的存在是被大众广泛认知的,那么公众将会丧失对社会公平回报的信任。

    -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务转变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当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主要事务,并且人们宁愿掏钱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时,那么,这个国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当必须奔赴战场时,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中——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公民们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不用钱来做任何事情。”而当一个社会能够将权力变为一种商品出售时,它所带来的贿赂与腐败破坏的就不仅是自由,还包括公众信仰。

    名气、名人,这些由现代传媒制造出的传播式存在,也会成为不公的一个原因。一个教师所做出的贡献、工作的强度,并不逊于一个脱口秀主持人,甚至他对于社会所构成的价值还会高于许多名人,但他所获得的酬劳却与名人天差地别。我有时也喜欢看脱口秀,脱口秀是没有错的,是社会分配的比例出现了问题。

    这种社会分配比例造就了这样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声名,甚或于没有底线。而有些时候,我们享受这样的没有底线——我们喜欢在传媒上看到这样的人物与事件。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接受了更多低俗的表演,而对于名气的需求又让我们更加浮躁。我们接受了名气所带来的不公,接受了追名逐利者的一切行为,因为名气指向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为何我们会向往那些可能以出丑或愚蠢而获得名利的“名人”?因为我们缺少对于意义的追寻。我们对着电视上的浅薄娱乐节目傻笑,是因为我们想要获得愉悦。如果我们丢失了对于意义和信仰以及更高级艺术形式的追求,那么我们只会沉浸于追名逐利、享用更为低级的娱乐。而一旦你想要去探寻意义,去追求更为高级的存在,那么你的激情就不会被导向至更为低级的形式。

    密尔也承认,“有时候在诱惑的影响下,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会选择低级快乐而推迟高级快乐。每个人偶尔都会抵挡不住成为电视迷的冲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伦勃朗和那些重复播放的节目之间的区别。更高级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它们而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更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做是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因为较之于低级的娱乐,我们更喜欢它,而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备的人。”

     “我们不能够完全无视社会关系,但也不能成为它的囚徒。”

    一个更加完备的人,更加遵循的是源自内心的法则。康德曾这样推理:当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地行动,而是作为欲望和渴求的奴隶而行动。只要我们是在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某种外在于我们的目的。“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我并不认为康德的这种推理全部正确。我并不认为完全自由的行动,就是要摈弃一切来自于社会的规则与传统。康德担心,社会规则与传统会阻碍人们独立思考,但我并不认为人们真能够完全独立于社会习俗、传统、历史之外,它们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要全面的认识自己,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社会关系中,我们的家庭、故乡,以及过去。尽管我们也会对父母,对故乡产生不认同感,但这也正是独立道德体系形成的一个挑战:我们不能够完全无视社会关系,但也不能成为它的囚徒。

    而在一个一切都以GDP衡量的功利主义社会中,当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按照社会规则,而非自我法则行事时,人们会深陷于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中。如同肯尼迪在1968318发表的演讲:“目前我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包括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它包括我们用来锁门窗和那些关押撬锁罪犯的监狱的专用锁,它包括对红木的毁坏和在动乱中损失的那些自然奇迹,它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警用装甲车以镇压城市暴乱,它还包括……那些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我们不能将人当做物来对待,而应更珍惜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那些能力——如康德所认为的,“自尊和尊重他人源自于一个并且是同样的原则。尊重的义务是我们亏欠那些作为理性存在物、作为人性的承担着的一种义务。它与这个人实际上是谁并无关系。公正要求我们支持所有人的人权,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们与他们有多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对于人类尊严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人类尊严的重点在于,人被当做人对待。

    “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知识,知识的目的也在于使人能够感知,并使用到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能力,使自己成为更加完备的人。”

    在一个具备人类尊严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天赋与才能。这就要求教育不能仅仅只是机械教育,填鸭式的教学不能使学习者找到更完备的自我。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知识,知识的目的也在于使人能够感知,并使用到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能力,使自己成为更加完备的人。教育应将学生完全置于文学、诗歌、历史、科学之中,让他们在其中思考,在思考中发现自己,并教与他们探索更高目标的能力。对于更高级艺术形式的理解与欣赏,是机械式教育所不能教会的。

    不同的社会时期,所看重的人的才能各有不同。如同我在《公正》中所写:“在中世纪时期的塔斯卡尼,人们对壁画师极为看重,而在21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电脑程序设计师极为看重,如此等等。我的各种技能的收获好坏,取决于这个社会恰好想要什么。什么算作贡献,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这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根据社会需要,来选择自己通过教育所能够具有的才能?我听到在中国,有很多父母会为子女选择专业,以确保他们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我认为,父母更应该去了解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身处的社会,而应是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要怎样才能够获得最为适合他自身的幸福。

    在现在这个时代中,或许比起文学、哲学,科技更能够主导社会的走向,社会更需要人们具有科技方面的才能。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的本意是将人类从劳作中解放出来,但现在看来,科技并没有带给我们自由。但我并不会将解放人类的重任放在科技身上——科技本身并不会带给我们自由,它们只是工具,为了让我们有能力追寻更高级的目标。科技并不具备引领你的作用,真正能够映照出自由以及生存的更高意义的,依然是人类自身。

    而这个社会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是正好拥有了他所在社会所需要拥有的才能。“成功者”所需要知道的是,他所获得的财富、声名、好生活,除了源自于他的贡献与付出,“运气”与“时势”也是成功的助手。而对于在同一个社会中,同样做出了贡献与付出,但却并没有那么幸运的群体,这些成功者需要负起他们应有的责任——如同罗尔斯所说,“没有人应得更好的自然能力,在社会中也不应得一个更好的起点。”

    “民主并不需要无限度的平等,但民主需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能让所有公民共享的地方。”

    虽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现今的民主造就了消费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想要的东西。而在旧时,只有少数的特权阶级才有权享用自己想要的一切。但在我看来,民主依然是件好事。中产阶级的扩大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均衡,他们也获得了通向更高级艺术形式的途径——而这也曾经是只属于特权阶级的东西。民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切:在获得更加公正的社会分配的同时,我们还要当心,不被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所分心。

    然而,在这个平等意识日益崛起、市场化无所不在的时代,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富足阶层与普通阶层的生活被完完全全的分开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去看棒球比赛,最贵的座位是3.5美元,最便宜的是1美元。CEO们跟邮递员们坐在一块,所有人都要在一块排队等厕所,所有人拿的都是一样的热狗和啤酒。如果下雨,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而现在的球场里,CEO们集中在拥有多种特权的“空中包厢”,俯视“芸芸众生”——在现在这个民主时代里,你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排队等厕所。当雨滴降落,不是所有人都会变成落汤鸡。

    我们生活、工作、购物、娱乐在完全不同的场合。我们的孩子也在完全不同的学校。你可以把它叫做“空中包厢”式的美国生活——它并不适于民主,也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民主并不需要无限度的平等,但民主需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能让所有公民共享的地方。来自于不同背景、拥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遇到彼此、讨论话题、碰撞观点——这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不同,相互探讨、互相妥协与容忍,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并有意识的去关心公众利益——只为让我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变得更好。

    采访/于青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注册人数最多的公开课“公正”主讲,擅长将课堂变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论场。

    21岁时,桑德尔报道了尼克松弹劾案的听证过程,差点成为一名政治记者。22岁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拿着奖学金去牛津大学读研后,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读到博士,并以批判罗尔斯和康德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论文《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炮而红——这也成为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2年。

    之后,他陆续出版了《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民主的不满》,《公共哲学》,《反完美案例: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正义读本》,《公正,怎样做才正确?》《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等九本书——在思辨著作不太受欢迎的中国出版市场,他的《公正:怎样做才正确?》也能卖成畅销书。

  • 我小时候学过很多乐器,二胡、扬琴、口琴、大提琴……从小学乐理,乐理一通,乐器就不是什么难事。我从来没刻苦练过琴,都是连玩带学,纯靠天分灵性。我非常不喜欢被束缚,非常散漫,一天坐那儿练八小时琴,我会疯掉。

    我十三岁就到大同歌舞团,各地儿跑着演出,拉大提琴、弹吉他、唱歌、跳舞。后来调到二电厂歌舞团,再去大同矿务局文工团。我很小就已经指挥乐队,做配器、写谱子。1990年代头上,我算是第一个玩MIDI的。矿务局文工团非常有钱,专门为我建了一个工作室,当时的领导张枚同批了17万,给我买MIDI设备。我最早写谱都是靠想象的,连钢琴都没有。后来有了MIDI,就像是有了整支乐队。

    从大同刚去北京的时候,其实生活条件是变差了的。如果在大同不走,我可能团长都当上了。从有一份正儿八经工作的人,去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之所以离开大同,最主要还是因为体制。矿务局文工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矿工从远古走来”、“歌颂矿工”这一类的。每次演出完了还要喝酒,我喝吐过无数回,到现在一提酒都害怕。小的时候没办法,你只能迁就环境。但等到翅膀稍微硬一点,就觉得我更适合单独呆着。

    来北京之后,没钱吃什么好东西,饿着,又熬夜,熬出了十二指肠溃疡。工作压力非常大,做每一份工作都是加倍努力,每天都像学生交作业一样,期待着对方满意。其实人的状况是跟着心情走的,在一个不好的状况里,好像处处都会不好,哪儿都跟你别扭。而当你自己打开以后,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能够理解并接受的。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的吸收东西。是王菲、窦唯这样的人给我注入了力量。

    我最早没有做什么大牌。我做了很多活儿,写了歌给很多人唱。后来又给红星音乐生产社做专辑,希莉娜一、许巍、和麦田守望者。做许巍的《在别处》是在1996年,这张专辑卖得很惨。当时跟李延亮、金少刚等乐手都有合作,但私下里都很少来往。我平时是一个不走动,除了音乐就没话的人。做《在别处》的时候刚好是绿洲乐队出来的时候,也听了好多山羊皮那一挂的英国乐队。但对许巍的音乐,我觉得它很特别,不能完全西化。

    上世纪90年代,国内连盗版碟都还很少,我只能托朋友从国外带CD。有时候风格是你不能左右的,譬如说古典音乐会用什么曲式结构,用什么和声,怎么收尾,可能一百个作曲家写的都是同样的收尾。做我们这个也差不多,比如说摇滚,大概是个什么路数,都使用什么效果器……它有一个套路。在这个套路中,每一个人都是传承,没有谁是凭空而来,尤其是我们后来这些。有时候你会因为这种套路觉得像,但事实上完全不同。音乐是非常个性的东西,它是纯自我的。

    窦唯组黑梦乐队的时候我帮他弹键盘,就认识了。通过他认识了王菲,去给王菲弹过一段时间的吉他。我跟她合作的第一首歌是《飘》,在《讨好自己》那张专辑里。跟王菲倒一直没什么交流,我们俩都属于感觉派的。我跟北京的音乐圈都属于工作合作关系,什么大事都不关心,基本上属于哪个圈儿都认识,但都没什么深交。我基本不做现场表演,就喜欢待在录音棚,做自己专注的那一点儿东西。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疯狂的吸收东西。王菲是非常有灵性的,是王菲、窦唯这样的人给我注入了力量。现在信息更通畅,大家可以欣赏到任何不同的东西,慢慢分出了你我:我是这一挂的,而你是那一挂的。现在不会再出王菲,就像美国不会再出迈克尔·杰克逊。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录音设备变简单了,谁都说我要拍一电影儿。大家都在用力凸显自己的价值,也有那个闲工夫去干点什么。个个都感觉自己挺棒,没空追星。

    也就是给许巍做专辑的时候,1997年,朴树常找我玩儿。我跟他是在麦田守望者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朴树穿一白衬衣,头发有一边特别长,特别帅,坐在那儿不吭气。认识之后我们俩一直比较投缘,但其实也很少说话。那时我听过他的作品,觉得可以理解他。朴树有自己的态度,他对什么东西不接受,那就是完全不接受。最初合作的时候我请台湾人帮他编曲,编得非常好,非常标致,但他就是不接受。我曾经跟朴树说,你唱歌永远是一种有事儿要发生的感觉,惊弓之鸟似的。他永远没有一个很放松、很自然、带你进入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总让你觉得有点儿担心。但这就是他,没必要变成谁。这就是他很可贵的地方。

    从小在各个方面你都被压着,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已经不大会释放自己了。这可能是一代人的问题。

    1998年,我在香港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那时候还会亲自唱歌。不谦虚的说,我很会唱歌,我能唱难度很高的歌,能唱得很流行,很标准,但我不屑于那么做。录唱片的时候,我就会忽然变成男低音。我不爱表演,非常不喜欢上台。我也算一怪咖,受不了一本正经的、脉脉含情的拿起话筒,来一首打动你的歌。我不喜欢唱歌,连歌词都不想要,音乐是不需要说话的。后来我就自己写完,请一些好朋友来唱,就像之前出的那张《潜流》。

    在2000年王菲出的专辑《寓言》里,我是在国外旅途中编了前五首给了王菲,她自己再写旋律。当时并不认为《寓言》这张专辑会有很大的接受度,我跟王菲也都不介意卖得好不好。但因为唱片公司的缘故,在后面又加了一些口水歌。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就是妥协、妥协、妥协。对于我来说,从最早到走过来,始终没有特别放得开,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从小在各个方面都被压着,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已经不大会释放自己了。这可能是一代人的问题。到现在,我觉得通过努力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去做什么的时候,却依然很茫然。你不习惯了,这很可怕。

    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初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时候就有问题,就非常难解决。但从最早到现在,我也都不太在乎销量。你说我好,你骂我也罢,我都无所谓。我一直觉得无论怎样,在那个年代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很辛苦的工作,做出了我能做的东西,做到了不可能更好的程度,就够了。

    1996年王菲的《浮躁》,我编了八首。那张是窦唯+王菲+我的合作模式。相比《寓言》,《浮躁》比较单纯一些,还有早期的影子。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喜欢极地双子星,所以会受到影响。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都是模仿,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完全的创新。我一天不模仿别人可能就要死。没有谁是创新,我也没有听见过什么是创新。事实上一些真正有创新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在国外听过很多,到我们这儿几乎都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

    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要去模仿谁,而是你抬手就是人家的东西。只能说我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表现。你看看选秀,看看那些歌手唱歌,好像每个人都在希望自己变成黑人。都是土豆,却都希望自己变成苹果。事实上,我希望自己具有创造性,是个搞艺术的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真的非常难。我甚至觉得想这个问题有点儿无聊了,就抛开所有的东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物质,必须得哪儿都特好,我要赚钱,所以我还是多少做些流行的、可以赚钱的东西。我从来不是艺人,没有太多表达自己的欲望,我是幕后,只能说我有品位,我对音乐有自己的追求,但是这个东西未见得做成唱片。对我来说,年纪越大越不想写东西,因为在脑子里想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一旦做完了就像死了一样。你把它做成一张唱片,就跟放在棺材里一样。如果有一个旋律,那就让它在我脑子里响吧。如果我忘不了,说明它有价值。如果忘了,那就忘了吧。

    比如说朴树,他那么红,就不出专辑。你以为朴树写不出十首歌么?他两天就能写出来。而且他两天写十首歌出来别人也还是会喜欢。但他就不。他不认为一定要靠这个带动人气,被人记住,拿来赚钱……他能做,他就是不做。而我跟他不一样,我压根不是个艺人,更没有这种压力。隔多久不出专辑会让人忘了,你忘了呗,压根没让你记着。我也没靠卖CD赚钱,我也不演出,我无所谓。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是为了出唱片而出唱片,而是去做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多数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不要跟我提什么崇高的、伟大的、中国音乐这些大道理,我只是在内心有一部分小的坚守,还有一部分就是生存,为自己赚钱,仅此而已。

    2006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是被逼无奈吧。一方面是自己条件比较成熟,那么多空着不用的设备,是不是能赚点钱啊。要不签俩乐队帮他们录专辑吧。发现一新人特别好,要不要签了帮他出一唱片呢。出发点都是很好的。我一向是想脱离自己的,不太想过得一成不变,也想尝试一下离开音乐还能做什么。

    成立了公司,我就要去见一些人,开一些会,多了一些责任。如果我以前能谁都不见只在家写歌,那现在基本就没这种时间了。生活总是在带给你好的东西的同时,踹上你一脚,或者再让你哪儿不舒服。但我也是幸运的,我一直特别独,却跟公司的每一个人保持了特别好的友谊。生活中琐碎的事,交电费网费什么的,都有我弟弟和公司同事帮我去办。我感谢大家的帮助,同时也明白,我要做出一些牺牲。

    成立公司后,因为签了太合麦田,就要帮他们旗下的歌手做专辑,比如张靓颖,李宇春,周笔畅。说实话,我的风格不太适合做特别流行的东西,但有时候没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其实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奇怪的,但又总是去做一些特别流行的歌曲。作为职业来说,我可以写很流行的歌。但要说擅长,我还是适合做一个另类。

    也就是在2006年,窦唯烧了一辆车。认识窦唯十几年了,对于我来说,窦唯是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冷静,永远都在照顾别人的人。但生活里他也有特别霸道的时候,录音的时候他就去他最爱吃的那家饭馆,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吃。我当然理解窦唯,但又能怎么样呢。你最不愿意被消费,其实你恰恰又上了别人的当,人家巴不得你干点儿什么呢。你会很心疼窦唯,但现实也只能如此。在多数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不要跟我提什么崇高的、伟大的、中国音乐这些大道理,我只是在内心有一部分小的坚守,还有一部分就是生存,为自己赚钱,仅此而已。

    我看到的一切就已经是这样了,我能改变只是自己的看法。我努力的想要从不能接受的事物当中发现美的东西,从看惯了的东西里再去发现一点儿有趣的事情。

    我认为我是非常有感情的,但并不包含“今天你请我吃一顿,过两天我再请你吃一顿”这类的东西。这么麻烦,咱们就免了吧。你会对某一个人有感情,甚至有依赖,比如说某一个乐手,他打出来的东西你会非常热爱,你心里会一直对他非常尊重,对他的乐感也有更深的了解,这就是感情。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有朋友,好像跟谁都那样。我不需要朋友,讨厌人多、乱糟糟、喝酒之类的应酬。我很少聚会,依然觉得自己离得不够远,希望能再远点儿。

    现在我没有什么梦想,没什么要求,没有一定要干吗。我常常自问是不是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是不是不应该期望过高。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很多事情都在发生转变。我今年44岁,是不是以后不能再去某些商场买衣服了,一个44岁的人再去那儿有点怪吧,是不是就应该路边看见一合适的买了就算了。但我依然认为,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哪怕失望也要最大的失望,没有太高期望就没有失望的状态,对我来说就像死了一样。但有的时候,你确实要照顾到自己的感受:年纪大了,熬夜可能就熬不动了。

    说起熬夜,正常情况下,我都是天亮才睡觉,几乎每天都能看见黎明。我拍了特别多黎明时的天空,这是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的时光,安静到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大街上只有零零散散的人。在这个时刻,我能释放掉很多东西。以前我外号叫“见光死”,但现在我特别喜欢光,喜欢光照进来的感觉,喜欢花花草草。

    我的年纪介乎在不愿承认,又必须承认某些东西的阶段。你听David Bowie最近出的新专辑,从这些牛逼的歌词里,你能听出他又找出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处在我这个阶段,就是一个过渡,我要怎么样?自己有时候也很茫然。

    我看到的一切就已经是这样了,我能改变只是自己的看法。我努力的想要从不能接受的事物当中发现美的东西,从看惯了的东西里再去发现一点儿有趣的事情。但同时对另外一些东西,我又非常反感,比如银行说你是不是应该来理理财……我靠,理财?让这件事情远远去死吧。我没多少钱,但也不至于饿死,对这些玩意儿完全不感兴趣,对追名夺利的事情也有天然的反感。我只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很安稳,身体很好没有状况,可以继续做出好的东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不求回报。这样就好。

     

    问:为什么数十年如一日的熬夜做音乐?

    答:做音乐没什么时间概念,而且晚上安静,没什么电话找你,你会很安静的一直在那个状态里,一干起活来时间就特别长。

     

    问:你喜欢的音乐是一成不变的么?

    我喜欢的音乐随时都在变。有某一些音乐会跟你的气质特别相近,比如说这个乐队的和声、色彩、和它表达的东西。我不喜欢特别冠冕堂皇、积极向上的音乐,对它有一种排斥感。而对于另一种音乐就很有接受度,比如David Bowie。有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你会透过这些你喜欢的人,喜欢上他喜欢的人。你一个一个找到之后,就会发现大家是互相影响的。

    口述/张亚东

    采访/于青

    手记:见到张亚东时,只想起他的上一张专辑名:《潜流》。这位我少年时期的音乐偶像,在44岁的时候,已有近一半的黑发化为白色。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一直躲在夹着烟却不能抽的焦虑中,努力配合着,回忆和讲述各种前尘往事。

    退了学的朴树在他的录音棚里唱“我活得不耐烦,可是又不想死”;离了婚的王菲也曾唱着他十年前写下的歌:“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而隐藏在层层潜流中不想见光的张亚东,则选择了就此隐没在音乐中,不再说话。

     

     

  •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 []201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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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位战时驻派伦敦的记者朋友对海伦·汉芙说,游客们带着想象来到英国,所以他们总能在这里看到他们原先就想看到的。海伦·汉芙告诉他,她去英国,是为了见到英国文学中的英国。这位朋友回答她:“去那儿准没错。”

    作为一名游客,我当然不能免俗地带着对英国的诸多想象。这些想象由来已久,从第一次看到男式言情小说《双城记》与女式言情小说《傲慢与偏见》,从第一次听到性手枪并迷上朋克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第一次在Sid Vicious传记中知道了国王大道与Vivienne Westwood,从在网络上见识了Glastonbury,从《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读到亚瑟王、骑士、教士、朝圣者,从《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哈姆雷特》中勾画出的古典皇室,从见到莎士比亚环形剧场的照片,从《道连格雷的画像》中读到艺术化的虚无式唯美,从济慈中读到有着果树、林莽、白枳花、山毛榉的葱绿与荫影的Hampstead,从艾略特中读到的被麻醉的病人般的天空,从《故园风雨后》中读到战前贵族闪耀的牛津、战后沉暮破败的旧地重游,从凯特·福克斯的自我分析中知道这个古老帝国存在至今的阶级、礼仪、口音之差、拘谨谦逊与装腔作势……

    当然,通过这些虚幻的所谓文学、文化与历史所勾勒出的,都比不过最为肤浅鲜明的视觉印象:从电影里见到的大本钟,红色电话亭,车尾随便上的红色双层巴士、窄而精致的街巷,以及这个迷宫般的、古典与现代主义相交织的伦敦。

    只是,这些经过日积月累的阅读,与东拼西凑的视觉和想象,并不能为我塑造出真实立体的图景。它们只是环绕在空中的氤氲雾气,只拼贴出一个想象中的、并不完整的平面城市——在这个构建在脑海里中的地图里,你甚至连一条具体街道的名称都叫不出来。

    在大理开酒吧的老伦敦说,他非常厌烦别国人对别国的一些定式想象:比如英国遍地绅士、法国全是浪漫。而我对于英国的定式想象,一定是繁文缛节的礼仪,小心谨慎的拘谨,福尔摩斯、布莱克书店式的没头脑与不高兴,以及两杆老烟枪、僵尸肖恩、休·格兰特式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嘲讽——当然,还有英国人最爱吐槽的——天气的反复无常。

    作为一个干旱地区长大的北方人,生平最讨厌的莫过于雨。去伦敦之前,为签证做了一张行程表,各种展览、博物馆、书店、剧院的室内活动占了大半。城市嘛,从电影里看看全景就好。不想到这个贵到肝疼的地方还一脸阴郁,最好躲进这些养眼的建筑群里——好歹也算是去感受一下藏在石墙里的英国。

    然而经过腰酸背痛的12个小时憋屈飞行,落地之后发现,十月初的伦敦用来迎接你的是,初秋温度刚好的雨过天晴。扛着行李第一次走进在无数图片里出现过的圆管一样的百年地铁,却没有想到从机场到市区很长一段路都在路上行走,满眼所见的都是有着花盆装饰的两层式住宅,红蓝白三色组成的地铁站牌,以及总有高低起伏云层漂浮的纯蓝色天空。

    《云图》。虽然这部小说与天空中的这些图案没有半点关系,但从到达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猜测,大卫·米切尔究竟有没有受到这些画似的云层的哪怕一丁点儿的影响。

    在北方,我所见到的天空大多数的状态是万里无云,目光所及的全是深而纯的、蓝丝绒般病态的蓝。在南方,天空就像水一样温和氤氲——像是总带着雾气,很温和的浅蓝。但在更西方的天空里,从不停变幻的云层中,不时透出明亮炽烈的阳光来——它十分耀眼,金黄且明亮,像是没有经过大气的过滤,直接从燃烧的恒星穿越而来。被它照射的草坪,就像是被PS调整过的绿色,大片的、被黄色落叶装点的绿色,分明得不太像是真的。

    蓝白与金黄相间的好天气让行程表基本作废。再加上我本来就是一个对文物展览没什么兴趣的人。于是兴致满满地去了特拉法加广场怀念Hey Jude、去诺丁山寻找旅游书店、去西敏区感受皇室、去贝克街路过221号。然后呢,在这些已经被各种游记写烂掉的地方,感受到伦敦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

    你想象中的英国在这里不存在。存在的是游客,和满坑满谷的纪念品商店。游客们,从美国来,欧洲来,亚洲来,带着各种相机,各种肤色,各种导游,各种语言。纪念品商店们,满架子的伦敦眼明信片,大本钟钥匙扣,双层巴士杯垫,红色电话亭冰箱贴……这些缩小批量生产的地标,被简化成为厚重国家的泛滥象征,成为旅游业的廉价纪念品——同样的景象,出现在去往西区剧院的路上。省省吧,在旅游季,那里是为游客们上演百老汇流行音乐剧的地方。

    布莱克书店的老板,爱尔兰人迪兰·莫兰吐槽过美国游客。“美国人傻起来都让你烦。你在欧洲看到的美国人,不知道为啥,全是胖子。丫们堵在博物馆门口嚷嚷:‘这什么?能吃吗?我们这是在哪儿?’我想你在欧洲看到的美国人大概一辈子不出门,等用管子喂肥了再直接装运到欧洲来的吧。”认识的伦敦佬吐槽着超级大国盛行的爱国观。“为什么要大喊着去爱国?为什么要大肆宣扬英雄主义?我对那些象征着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各种标识一点兴趣都没有。人们对一个国家的爱,不需要通过这些东西来强调。当然,我们只是个小国家,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去凝聚爱。爱应该是隐秘而自发的,喧嚣发散的所谓爱,值得怀疑。”

    于是我走过威斯敏斯特桥,在对岸看了看大本钟和游客秀,聆听了一下各国语言,参观了几分钟各国游客留影固定手势,手持无谓一天刷几回的7日Oyster卡去到下一个景点:摄政公园。

    我已经确定这是观光客路线一天游了,所以对摄政公园绝没有心怀期待。想必在湖边围观天鹅到草地围观松鼠什么的也必然都是各色游客与长枪短炮呗。

    然而,可惜的是,我错了。

    公园离地铁站不远,园内美景自不必说。走进去先见到的都是些跑步的小伙子——伦敦的男人们八成是美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肤色都浅得堪称透明,所以他们喜欢穿深色。阳光一照,金色的头发与睫毛都泛着光。深色布料能够与他们的肤色与发色形成鲜明对比,像是某种自成光影的移动雕塑。快要跑到公园出口的小伙穿着一身黑色短打运动装——当然不是紧身的那种。浅到近乎发白的金发非常柔软,阳光能照出他手臂上的短绒毛——金发美人果然连绒毛都是金色的。发光体,货真价值。

    作为一个没出过国的土鳖,见到如此美人当然要一脸满足多看一会儿。于是,小伙慢跑着,飞扬着金发,朝着我淡淡笑了一下。

    我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过的伦敦指南。白纸黑字写着:伦敦人素来以冷淡著称,不要随便跟人攀谈。对于陌生人的注意,他们表面上当然会极尽礼貌之能事,但他们的内心只有厌烦。

    所以,小伙的销魂一笑,要么只是在极力掩饰内心之厌烦,要么他其实来自爱泛滥的美国。

    我谨记伦敦党的冷漠守则,马上收回好色之徒般的注视,低头绕路继续往前走。

    因为依然是工作日,公园里除了慢跑党,人并不多。作为一个不分东南西北的人,在撞进一个电影中常见的林荫大道之后,就完全没了方向。当然,各个园子的入口处都有地图,但是,我看不懂方向呀。

    于是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了长达九天的漫漫问路史。根据凯特·福克斯的描述,从打招呼方面来说,英国人的一般状态是“要浑身不自在,要硬邦邦,要笨拙,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令人尴尬。那些伶牙俐齿、信心十足的行为,都属于不当行为,完全非英国式的行为。猜疑不决,微微发抖,不合时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让人惊讶不已,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正确行为。初次介绍应当越慌张越好,还得用上最拖沓的废话。”

    我在晕头转向的乱走中深思熟虑了一下,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只是问路,没必要打招呼,更用不着自报家门。所以随便揪住一个看起来像是在闲晃的大叔,开始问路。

    伦敦人当然是非常有礼貌的。尽管我上前问路之前此大叔完全一副板脸直直往前走的状态,一听到“打扰您”这个前缀,礼仪式微笑马上挂起来。在此后无数次的抓人问路行为中,也无数次目睹了伦敦人这瞬间变脸的工夫。只要说起话来,微笑马上就来——但也不要被它骗了,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愿意被你打扰,也并不能确定你要找的地方到底在哪,但是,他们绝不会在一个外地人面前,对“不知道路”这件事善罢甘休。

    比如说,有一位小哥硬是站在已经变绿的人行道灯前掏出手机来,前后左右刷了半天,只为给出一个最详尽的路线图。比如说,有一位太太放下她刚买好的那些蔬菜瓜果,千辛万苦的从手袋里竟掏出一本地图册来。比如说,有一位姑娘硬是将我带到下一条街的路牌前,只为证实她不太确定的这个方向确实是对的。比如说,在这9天中唯一一次遇到的下雨天,一位大叔用浓重的伦敦土话,为淋着雨刚从查令十字街出来的我指了回路。土鳖脸上假装淡定,实则内心万分激动,装作不在意地将大叔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当年《两杆老烟枪》里的伦敦小痞子们如今也就是这样的大叔级人物,就像曾经的厨师Soap出现在《巴比伦饭店》里那副样子:岁月流逝,两鬓斑白,唯一不变的是一口土又痞的Cockney。 

    作为一个陌生人,我能够用来打量的时间有限。但,大叔的这次指路,是最为高效清晰的一条步行路线——在雨中走了不到一分钟,地铁站就赫然在目。这也为我的问路事业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要找年纪稍大一点儿的,他们不仅知道路,还能教你抄近道。

    于是就去坐地铁。伦敦人管地铁叫Tube不是没有原因。老旧的地铁车厢从远处晃过来,整体像根圆管——车厢的上下两端都带有弧度,横切面就像是个有心向着圆形过渡的长方形。对于高个子遍地走的伦敦,地铁无论如何算不上舒适——车厢小,过道窄,高度有限。不过大长腿们对此毫不介意。等地铁进站时没有人排队,只要列车停稳,所有等待上车的人都会自觉在门外站成圆环,让下车者先走。等人下完了,上车的人还要互相等待,直到有人带着有些尴尬的表情打破僵局,羞愧的成为踏入这节快要散架的老车厢的首位乘客。

    当然了,Mind the Gap听起来还是很亲切的,虽然没有去Embankment站听听Oswald Laurence的声音。从下了飞机第一次走进地铁,就能看到抱着书捧着报纸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从Hammersmith上来了一票美人,一位棕发姑娘提着大箱子进来,在行李位旁站稳后,马上从包里掏出Kindle。是的,地铁和公车上,Kindle的出现率都很高。连锁书店里也大多设有Kindle专区。更多的是纸质书,软皮的,一点儿不重,用泛黄再生纸装订而成,被翻得有些旧的书。在地铁里面无表情的伦敦客,只要还能腾出一只手,就必然会捧上一本书。

    地铁里美人众多。尤其是以一个游客身份,十分不要脸的去挤高峰时段——比起国内地铁,那也决算不上真挤。下班族们穿着西服,风衣,提着手提包,风风火火越过站在电梯右侧的你,面无表情走进贴满电影与戏剧广告的换乘通道。美貌的姑娘、大叔与小哥们此起彼伏,各种肤色,各种风格,各种口音,各种神情。

    观测美人无数,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肤色偏黑,穿着短打黑色皮衣、黑色铅笔裤、黑色短靴的黑长卷发姑娘——她是我这九天见过的最美的姑娘。我无法猜出她的种族,虽然瞳孔、发色、肤色都偏黑,她的鼻翼却是挺翘的。眼睛大,睫毛长,巴掌脸,薄嘴唇。姑娘静静坐在那儿看手机,我站在门边上打量她。中途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对面的路线图——深褐色的瞳孔,非常美的眼睛,蝴蝶翅膀版的睫毛——这种档次的美人,你可以直接幻想她是披着华服,缓缓从埃及皇宫的大门走出来。

    另外一位呢,是看起来大概三十五六岁的男人。瘦高身材,风衣,西裤,皮鞋,手提包。目测上班族,穿着中规中矩。浅金发色,剪得非常短,但也不至于是平头。瞳孔是有些透明的蓝色,睫毛很长,金色,卷翘。高眉深目,额头漂亮,脸型小而精致。嘴角稍有些上翘,两道法令纹隐约可见。会让人想起《黑道之家》里的肖恩·埃文斯,和“W·E”里的詹姆斯·达西。但眼前这位并不带有演员经过雕琢与训练的温柔亲和。站稳后,拿出报纸来看,修长手指上戴一枚金色婚戒。我想他应该察觉到有不知羞耻的陌生人(女流氓我)在打量他,毕竟我们的距离太近。但他装作没注意到。当然也是因为我脸皮太厚。英俊,冷漠,地铁里灯光昏暗,他却非常明亮。

    然后,我不情不愿地记起伦敦人冷漠守则,没有再继续我十分不礼貌的目光。

    地铁里,交谈的声音都不大。没有报站广告,没有提示音乐,我甚至用不着戴上耳机。人们喜欢堵在门边的位置,好像两排座位中间的过道是禁区——那里是坐下的乘客目光交汇之处:伦敦人热衷于避免成为目光中心,在英国人的各种冷漠与礼仪框架中,那就像是一种无声的、无法逃离的尴尬。

    走出车厢后,圆弧形的地铁站迎接你的是随列车而来的一阵大风。伦敦地铁的换乘并不容易,尤其是从Victoria线换乘Piccadilly线:上下楼梯不说,还有好几段长长的换乘隧道。由于长腿客众多,你只会觉得你走路的速度,是在拖人后腿——尽管你并不需要赶时间。但你必须走快。

    地铁里当然无所谓阴天晴天,老旧窄小的管状隧道里,你会想到庞德写过的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花瓣这个词,倒是真适合美人众多的伦敦。不过也不用着急,火急火燎告别了隧道,你就能来到地面,迎来一个个小巧精致、宛若迷宫的窄街——怪不得伦敦驾照难考,除了要应付复杂路况,还要时刻谨记:行人走先。

    到伦敦的第一个晚上,到酒店放好了东西,出门觅食。在路口规规矩矩等红灯,结果车也停在路口。状态就是,人等车,车等人。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个儿看不懂交通灯的当口,后面过来一位小哥,大喇喇穿过马路,对着等人的车做了个感谢手势。待了9天,这个手势我仍然没学会,倒是贯彻了凯特·福克斯的招呼指南:犹豫着、试探着在红灯下过马路,再尴尬的对车无声来个口型:Thanks a lot.

    虽然景点们确实没啥可去,但依然有那么几个地方,就算跟着游客,也是值得一去。

    首先,圣保罗大教堂。重点当然不在戴安娜举行婚礼和约翰·邓恩布道的地方,而在于爬楼。

    教堂总共有530层阶梯,没事你就爬吧。在开爬之前,楼梯口有个警告:有幽闭恐惧症、恐高症、腿脚不便的人士,请三思而后爬。我看了一眼,嘲笑了一下英国人的繁文缛节。然后,在从耳语堂爬上塔顶的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请·三·思·而·后·爬。

    越往上,石阶越窄,窄到我怀疑美国大汉们根本挤不进来。这种很窄的圆形石阶呢,想象一下,你在仅能容纳一人的圆形密室里,围着非常小的圆心打转。此时你一边恐慌,一边眩晕,一边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知道约翰·邓恩是怎么写出那么些优秀的布道文的吗?很简单,当你在重复着一个看不到终点的密室圆环运动时,自然而然就会为了忘记密室恐慌、滚下楼梯、卡在石阶间,去思考“每个人究竟是不是一座孤岛?”

    这只是初级考验。高级考验在于爬悬空的、乖戾的旋转铁阶——石阶好歹还能让你有点密室里的安全感,铁阶则左右什么都没有,上下也什么都没有,只有脚下踩的那一片铁——还是有几分透明的。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宅人,我只能扶着一根围栏,哪都不敢看,瑟瑟发抖视死如归继续往上爬。

    在这西西弗斯式的向上式苦役里,你开始幻想一个美好的终点。你以为你已经深深体会了眩晕与恐高,有资格对塔顶充满期待——想必那也是一个有着各种石头围栏、透明窗棂、方便大伙俯瞰伦敦的所在吧。

    可喜可贺,你错了。

    塔顶,就是一个圆形走廊。非常窄小,宽度只能容得一人。壮汉们基本不用考虑了。然后呢,这个高达111米的走廊,首先,在室外。其次,只有一圈高度到腰的围栏。风景当然壮丽,但是,要真的爬到这儿来俯瞰伦敦,你要真的没有恐高症,以及体重超过45公斤——要知道,那儿的风可不小,刮跑了呢,就真的只有教堂边上的绿草、松鼠、花园什么的作为你旅途的终点。

    在入梯口嘲笑英国佬的我,整个人贴着墙,在穿过云层而出的日光前瑟瑟发抖。在壮阔的泰晤士河与古老桥梁的俯瞰图中心惊肉跳。在同爬而来的女孩善意的慰问中颤抖回答:是的,我没事,就是有一点点恐高而已。呵呵呵呵呵。

    为了对得起那苦役般的几百级台阶,我贴着墙,绕着走廊挪了一圈——不是走,是挪。胆大的都趴在围栏上撑脸发呆,怂货只有我一个。

    怂了几分钟后,我十分自豪地贴墙克服了恐惧,俯瞰伦敦了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大概五分钟吧),才依依不舍(忙不迭地)裹紧外套准备下楼。

    下楼时十分顺利,于是心里又开始狂妄自大。切,什么幽闭恐惧症、恐高症,多矫情~只要你不是壮汉、体重超过45公斤、腿脚没啥不便,都勇敢向上爬吧——就算只看五分钟,也是看到了阳光穿过云层,照亮金色河流的一瞬间,古老的城市从阴郁的晦暗慢慢镀上一层颜色分明的外衣;河的两岸,像是两座不同时代的城市在对峙:现代城池依然在马不停蹄的拔高、扩充、建造。而古典的那一座,就是你费劲千辛万苦穿过密室般的石墙、悬空般的铁栏,念诵着“如果我们身躯为水,自我将不设阻挡,随潮汐与引力,自由穿梭在岩层之里,变幻于云层之中,随着世界下降与上升”缓慢穿行的那一座,那些精致的、宁静的、不会遮挡蓝天的红色、蓝色、青色、白色——你会更喜欢这个你无法穿越回去、永远只能徜徉于记忆之中的城市。它并不需要你的承认与纪念,它繁复而高贵地杵在那里,只为毫无保留地接受你全部的尊重与热爱。

    第二,属于约翰·济慈的Hampstead. 济慈曾经数次乘着诗歌的翅膀,飞过这一片广袤美丽的绿地。他在《秋颂》里写:“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好塞进甜核;又为了蜜蜂,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

    他在《对于一个久居城市的人》中写:“对于一个久居城市的人,看看天空的明媚的面貌,对着蔚蓝的苍穹的微笑,低低发声祷告,多么怡情!他可以满意地,懒懒躺在一篇青草的波浪里,读着温雅忧郁的爱情小说,有什么能比这样更愉快?傍晚归家,一面听着飞鸟歌唱,一面观看流云在空中灿烂飘过,他会哀悼白日这样短暂:它竟像天使泪珠,滑落清朗气层,默默地不见。”

    我爬上Hampstead最高的地方。草地里杵着很多木头座椅,上面刻着捐赠人的纪念:“献给我们深爱的查理杰米或是夏洛蒂,他与她曾经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慷慨赠与的同时,接受我们的爱。”

    我找了一个椅子坐下,听完一首《夜莺颂》。

    “我看不出是哪种花草在脚旁,什么清香的花挂在树枝上。在温馨的幽暗里,我只能猜想,这个时令该把哪种芬芳,赋予这果树,林莽,和草丛。这白枳花,和田野的玫瑰,这绿叶堆中易谢的紫罗兰,还有五月中旬的娇宠。 这缀满了露酒的麝香蔷薇,已变成了夏夜蚊蚋嗡萦的港湾。

    我在黑暗里倾听,多少次,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我用深思的诗韵唤他的名字,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而现在,死更是多么富丽。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当你正倾泻着你的心怀,发出这般的狂喜……你仍将歌唱,但我却不再听见—— 你的葬歌只能唱给泥草一块。 

    失去,这词句好比一声钟,将我带离你的身边,回到只身一人的现实。别了,幻想,这骗人的妖童,不能老耍弄它盛传的伎俩。别了,别了,你怨诉的歌声流过草坪,越过幽静的溪水,溜上山坡;而此时,它正深深埋在附近的溪谷中。

    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 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醒?”

    然后朝着森林的更深处走去。秋日所特有的、由黄渐变至红色的落叶们,反射着从林间散落下的点点阳光,都让我仿若回到病弱济慈的身边——在与死神并肩的幽暗中,他将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化作诗歌,伴随着之后千百年来此漫步的客人。我并不觉得他是浪漫的,他只是用尽天赋之中最为瑰丽的那个部分,纪念烟花般绚烂短暂的生命。

    我并没有进入济慈故居,偶像王尔德的更是连去都没去。天生对故居博物馆之类的没兴趣。然而我愿经过他们曾经过的小巷、绿地与街道,带着他们的描绘、不甘、赞颂与留恋,走过一座历经千年的城市——距离与语言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来到此处,理解了你未能理解的一切。

    第三,随便哪一座桥。大伦敦区的泰晤士河段共有桥梁33座,年纪最大的是伦敦桥,也是繁华区内离塔桥最近的一座。皮囊最后一季第一集的开场,艾菲就是站在伦敦桥上,无重点的朝着塔桥方向看。其他人则目标明确,穿着整齐的深色套装,走过这条从古典穿越到现代的桥梁,去往野心十足、直冲云霄的金融城。

    虽然Kinks和大卫·鲍伊都在Waterloo Sunset里告诉你“只要凝视着滑铁卢桥的日落,我就已来到天堂”,但我的日落是在伦敦桥上看的:因为我想看的是,河风中渐渐与天空合为一色的塔桥。

    去伦敦桥没坐地铁,坐的是红色双层巴士。遗憾没有坐上老式的双层巴士:没有后门,可以直接拉着扶栏跳上去。下车已经六点半,天空要暗下去的节奏。走到伦敦桥上时,是与下班族逆行的状态。金融城美人非常多,穿戴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深色套装,深色手提包。像是电影里出现的场景:肤色多样,色调步伐却整齐,一排一排,从新城回到老城。

    作为游客,当然是下班大军中毫无重点的那一位。我沿桥边逆流而上,走到正中间,在落日河风中凝视塔桥。泰晤士河与塔桥随天空云层变成浅蓝色,深蓝色,紫红色。忘了当时耳机里播的什么歌,毫不顾忌的掏出相机来——没错,我就是看起来傻且惹人烦的游客。你们天天看到厌烦的风景,我却需要搞定一切繁复手续、在飞机里窝上十几个小时、把人民币权不当钱似的远渡重洋而来。

    塔桥,奥运会上伦敦人挂五环的地方。英国人从来不说自个儿爱国,伦敦人却总要把爱伦敦挂在嘴边。我趴在伦敦桥上看它,它并不美得惊人,我也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但爱这种东西,隐秘,且毫无原因。

    在整齐过桥的金融城美人眼中,我就是那些个没有重点的人。这也是我一向的状态。与艾菲不同的是,此刻并非春天,天空并没有飘雨。落日余晖浅浅淡淡,河风清凉,千百位陌生人擦肩而过,你却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熟悉非常。

    看完落日后,在伦敦桥附近瞎走。发现下班后的金融城美人们都聚在沿街小酒馆里喝上一杯。英国人生活里缺不了酒,任何一个超市都缺不了酒水和烟草专区。抓了一位需要仰视的小伙问路,听到熟悉的口音——一票英国演员的英国普通话。在这儿,查令十字路路边大叔的土话应该很少见吧。

    在这片满是玻璃幕墙的新城区里,同样需要你仰视的是伦敦最高建筑The Shard。像个尖三角形玻璃瓶。对于这座拥有伦敦最高厕所的摩天大楼,卫报写出了大多数老伦敦的观点:“你从Shard里能看到的最好风景是什么?就是你看不到Shard。”

    当然,喜欢看美人、淘唱片与Vintage的,要去趟红砖巷。时髦人士要去趟Upper Street和国王大道——尽管国王大道已经寻不着朋克,但你若有毅力一路向西,就能将一系列高街店铺甩在身后,寻到一些高档精品店、美食店与古董店。文青请去Covent Garden,Dalston,,Hoxton,,Shoreditch,而想要寻点儿贵气的奢侈品迷,要去Knightsbridge。喜欢研究园林或是徜徉绿色间的,在天气好时必然不能错过八处皇家公园。而看过《查令十字路84号》的,只会对寻找古董书店、绝版书籍念念不忘——更不要提那家尚存查令十字路的、已有110年历史、曾当选福布斯世界最佳书店Foyle’s,以及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旧址上,那块仅剩的纪念铭牌。

    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代迁至查令十字路84号。“马克斯与科恩书店除了经营一般古旧书籍外,其对狄更斯相关图书收罗之丰沛,当时无其他书店能及。该店当年营业时声誉良好,吸引了一批如卓别林、萧伯纳、阿兰布鲁克勋爵等著名客人的光顾。”

    从事古书买卖行业40年的伦敦书店店主弗兰克·德尔,为大洋另一端的纽约性情书虫海莲·汉芙,寻了20年的古书。战后富足的美国人海莲也数次为困难的英国人寄去土豪Size的各种火腿、蛋、水果、罐头。书店与爱书人以书为桥梁,从1949年第一次通信,到1968年书店主人陆续去世,延续英美情谊二十载,却一直未能一见。

    1977年,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因主事者陆续亡故,永久歇业。1990年代,英伦摇滚的盛行让这里成了一家唱片店。现在,它变成了一间酒吧。

    我第一次去往查令十字路,是在伦敦的9天之中唯一一个下雨天。现在的这条路上,老书店已不多,这条位于伦敦市中心、临近Soho、Leicester Square、Oxford Street、Piccadilly Circus的街道,已经差不多被纪念品商店、饭店、和咖啡店所攻占。

    但伦敦依然是一个不会丧失过去的地方。尽管老书店数目不再,新书店、连锁书店也依旧占地不小。而我推门进去的三家老书店,与大半个世纪之前,海莲的朋友在信中所写一模一样:

    “这是一间活脱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老铺子,如果让你见到了,不爱死了才怪。  

    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一走进店内,便暗了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书店奇妙的气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是一种混杂着霉味儿、积尘和久远历史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

    极目所见全是书架——这些书架高耸直抵到天花板,样式古旧,泛着灰色,像是经过漫长岁月洗礼的老橡木,已经不再呈现出原来的真实颜色了。接着是印刷区,或者应该说是一张长的印刷台。上头有克鲁克香克、拉克姆、斯派和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英国老漫画家、插画家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些漂亮的很旧、很旧的画刊。”

    我顺着这些嘎吱作响的地板下到地下室、上到天花板的途中,找到了1962年出版的济慈全集,1982年出版的艾略特传记,保存完好的二手约翰·邓恩、莎士比亚、本·琼森、拜伦、雪莱、伊夫林·沃、乔伊斯……有些书的扉页上有题字,有些书被老板细致的包上了透明的保护塑封。老板们会跟推门而入的书虫聊上几句,店员们也会一边询问着年代与版式,一边上上下下四处找书。

    我想象着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气氛。尽管那已经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伦敦,但相信,操着老式知识分子特有的RP口音的书店老板们,一定是这条尚未迎来游客的老街道上,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所在。

    我慢慢的逛,想找到查令十字路84号。可惜雨越下越大,没有带伞的我,没能找到那块小小的铭牌。遗憾的是,第二天,我就该窝进飞机小小的一块舱位,用十二个小时离开这条街道。

    我最终没能为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献上一吻。小清新的愿望,败给了伦敦闻名世界的阴雨天气。

    第二天,天空碧蓝如洗。航班在下午,所以我麻利收拾了行李,交给酒店寄存后,买了一日票,迅速赶往查令十字路84号。这一次,在一间酒吧旁边,找到了这块纪念铭牌。

    “查令十字路84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旧址。因海莲·汉芙所著之书闻名世界。”

    铭牌太高,没有能力献上一吻,只默默想了想海莲最后一封信。

    “1969年4月11日  

    亲爱的凯瑟琳: 

    我从整理书架中抽出时间,坐在四周都摆满书籍的地毯上给你写送别信。我希望你和布莱恩在伦敦过得快乐。布莱恩在电话中对我说:‘如果你手头宽裕,有足够路费,会和我们一道去吗?’我一听,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  

    但是我不知道,或许我从不踏足那片土地也不错。我巴望着去那里那么多年了。我曾经只是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大量的英国电影。记得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对我说,那些去英国的人总能在那儿找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我说,我要去找寻英国文学,他点点头,告诉我:‘就是那儿了。’

    或许在那儿,或许不在。看看地毯四周散乱的书籍,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肯定:就是那儿了。  

    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在数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斯先生也已不在人间。但是,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代我献上一吻吧?我亏欠它良多。  

     海莲 ”

    我带着对伦敦的诸多想象,独自来到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并没有什么念念不忘的人和事,能对其献上一吻。但是我明白海莲的这种心情。“就是那儿了。”

    你所幻想的一切,历史,厚重,矛盾,礼仪,宽容,丰富,交错,磅礴,精致,美,就是这儿了。在这里,你追随着熟悉的一切,去探寻陌生的一切。你只是一个踏上幻想之地的陌生人。你体会,抚摸,行走,记住,然后你终于明白,你所幻想的、所奢望的一切,并非不存在。

    当然,你只是一个游客。你满怀欣喜的来到这里,满足了你的想象。然后带着对陌生世界的满足,与已有世界的失望,回到故乡。而游客二字本身意味着,你并没有触摸到真相,你只是一个做了9天快乐白日梦的傻蛋。

    你不会知道操着别国口音的底层移民心情如何。你不会知道土生土长的路边流浪汉心情如何。你不会知道上班族挤在管子似得地铁里面无表情心情如何。你更加不会明白为什么007择日而死里Colonel Moon说的那句“我在牛津和哈佛读书,专业是西方式虚伪学”怎么就成了热门台词。你只是逃脱了你所在世界中的卑微庸俗,去到一个你根本不了解也用不着了解的世界四处乱走,脑子里塞满了从书本、音乐、和屏幕里经过处理的各种场景,只为享受你出发之前早已预设好的定式想象——省省吧,你根本就不是来见识这座城市,你的目的,根本就是来完成自欺欺人的美梦一场。

    不管在哪个城市,最快乐与最傻的,总是游客。不明真相,就是最大的幸福感。你需要去想象和羡慕别人的生活,并以此拯救你那不负责任的逃离幻想。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 我想和我的故乡谈谈 - [生活]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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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我的人可能最讨厌听我讲我的故乡,因为我总是不厌其烦的说着这个地方人是怎么少得可怜、车是如何的寥寥几辆、推掉了老楼房竟然只为了种树、漫天漫眼的除了蓝天就只剩下绿色。

    我的故乡是新疆石河子,俗称建设兵团。当年移居过来建设城市的,除了本地土著少数民族和下乡知青,就是当年过来逃难的国民党、黑五类、赤贫开荒人。这儿跟口里人想象的新疆不太一样,没发生过暴乱,也没什么沙漠,不缺水,不缺树,汉人多少数民族少,我们不骑着牛也没骑着马上学,市里没有蒙古包,跟所有被不安分的年轻人所诟病的小地方一样,安静,简单,一成不变。

    我没有去过多少城市,在西安上了七年学,在北京工作了半年,在南京生活了一年,在广州工作了接近两年——我从没真正喜欢过除了故乡的这些城市,它们从没打败过石河子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我也非常明白,要是真比起来,这些城市的优秀与完善绝对都是完爆石河子毫无悬念的。石河子没有名校,没有故居,没什么像样的书店,没什么时髦的酒吧,至于洋气的餐厅、能够得着云的超级摩天大楼、傲慢精致的奢侈品专卖店,更是想都不要想。

    我就是一个从小城市里来的土鳖,却一直用这种土鳖的眼光衡量着任何一个比故乡光鲜一万倍的大城市。

    我的衡量标准对于任何除过故乡的城市都是不公平的。夜店、酒吧、书店、公园、大剧院、展览馆、专卖店、电影院,都不是我衡量的必需品。我非常需要一个城市,能像石河子一样,让我安静不厌烦的走路。

    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同一个学校念的。石河子市第一小学,石河子市第一中学。校园里树特别多,像原始森林。我在这念书的时候也没见过真正的塑胶跑道,每年的五一运动会都是在一堆沙土中围观各种比赛。从我家到学校,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有时候会骑自行车,绕点远路,在小到两个小时就能逛尽的城市里四处绕绕——我从没想去尝试一下迷路的感觉,这是座小到让迷路都奢侈的城市。

    春天开学,我早上九点从家门走出来,外面的雪刚刚开始融化,空气清新冷冽,街上出现了骑着自行车出来买菜或是上班的人。人不多,车更少,人行道、自行车道、汽车道都很宽。天是浅浅的带着冷味的蓝,天边会被太阳染成偏红色的紫。有时候会有稀薄的云,半透明而无法预测的向前漂浮。我路过一片白色的树,树枝上包着尚未融化的冰,和白色的雪。人行道上铺着红砖,已经被人踩脏了,会有刚融化的黑色雪水,渗进红砖的缝隙中再结成冰,让颜色变得更加鲜明。

    然后转过路口,走到菜市场旁边的那条街。这条街直对着雪山,用眼睛去看好像两小时就能走到山脚下。雪山的最顶上总是跟天连在一起,白色的,云一样的雪。街道两旁路灯依然散着橘子色的光,偶尔有车经过,年轻人们总是穿得很少,在寒冷中缩着肩膀往前走。男孩抽烟的多,他们像猴子一样夹着肩膀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头走路,嘴里叼着烟像个流氓,旁若无人哆哆嗦嗦。

    然后再转个弯,走到学校跟前的那条路。这条路旁的树多到让人不能理解,整整三排树,枝杈都能伸过人行道、自行车道,帮着汽车道档挡风。春寒料峭的时候这条路也是同学们追逐打闹的好地方:跑到好朋友前头,用脚踢他旁边的树,让雪落他一身,然后贱贱的指着他笑——从小学生,到初中生,再到高中生,这个游戏百玩不倦。

    当然春天的雪是比不过冬天的。冬天的雪会是刚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别松软干净。在学校跟前的路上就能看到各种漂亮的女孩儿和瘦削高大的男孩儿。我上学的时候从没人要求必须穿校服,只要求在星期一升旗仪式上穿一个上午。所以各个年级的同学们穿着各种衣服各种鞋子,背着各种各样的包,在这条路上汇合——当然旁边的自行车道上也会出现各种单车,就像有钱人比跑车,同学们就比自行车。安着个变速器的山地赛是最多的,然后是细车轮车把的公路赛,剩下的就是各种或小巧或正常或搞怪的车型,各种声音清脆或奇怪的喇叭,以及在车座上寒风中裹着帽子围巾转脸跟朋友打招呼的各位青春少年。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遇上一些同班的或是外班的朋友,一起聊着天往校门口走。说的什么早想不起来了,但那种明净如天空一样的心情,我一直都记得。也不能说那是因为青春年少,也不能说那是因为心思单纯,也不能说那是因为习惯成自然,在我的记忆里,是因为这座城市——没有吵嚷的汽车声,没有被污染的天空,没有浑浊的空气,没有统一的丑陋校服,只有一座不大的干净的城市,安静宽阔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各种风格毫不重样的同学少年。

    和很多城市一样,小城春天很短。夏天会来得很快。只是在这座西北偏北的小城市里,夏天最炎热也只不过是中午的两个小时。中午放学的时候,白花花的太阳就照在争先恐后、满是汗味、挤着走出校门回家吃饭的孩子身上,穿白色的男孩女孩就会变得特别好看,阳光永远会让白色反光,让他们的头发和脸颊染上精灵般半透明的光。

    然后走上那条有三排树作陪衬的路。不用害怕太阳会晒黑你的脸,密密麻麻的树枝早已经用叶子编出绿色的天。阳光从其中星星点点的缝隙掉下来,骑自行车飞快路过的同学们就会扬着头发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光点中穿过,像赶着要去穿越时光。

    雪山依然在路的尽头等着我。夏天的天空总是万里无云,雪山顶上的白色却依然没有融化。碧蓝如透明的天空、浅浅褐色的山脊、渐变透白的雪色,我们总是在那条被建筑物的影子覆盖住的人行道上,看着雪山往前走。炎热和饥饿也许会让我们走路的速度变快一些,所以我经常会把尽头的那座雪山当做坐标,走到最接近它的地方,我也就快到家了。

    快到家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我妈站在阳台上等我。看到我走进家属区小路,她就会背着手转身走进去。我知道她是去给我开门,再宣布开饭。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我妈也以我为重,中午都是掐着我回家的点做饭,等我回来再盛饭。

    我爬上五楼,走进家门,脱掉汗湿的衣服,换上凉快的居家裙,大大咧咧往饭桌前一坐。家里人早把电视打开了,我们那时候都喜欢看《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妈最喜欢周迅,她总是端着碗痴痴的盯着周迅小巧天真漂亮的脸,感慨,这样才像是个真正可爱的女儿啊。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小巧天真漂亮的我也端着碗叉着腿坐在旁边,痴痴地盯着屏幕狼吞虎咽——我也迷迅哥儿,但我会装作没听见对面亲人这种不切实际、指向明确的感慨。

    然后不负责任也不懂事的我就会撂下碗筷去睡午觉。我帮着洗碗的次数极少,我总是在早上早起背英语单词,我妈知道我困,吃饭完赶着我去睡觉。午觉总是睡得极沉,做各种短小而诡异的梦,然后在闹钟和一脸油光中醒来,大脑空空的去洗把脸、梳头发,准备走上下午去学校的路。

    我最喜欢入秋后下午去上学的这段路。秋天的下午天是最蓝的,那种蓝色我没法形容,最浓郁、最纯粹、最沉如深海。作为一个只见过沙漠没见过海的同学,我能想象到的海,就是小城秋天午后的蓝。而在那时决定只活到三十岁就自杀的我为自己编排的死法中,得分最高的,就是坐飞机飞进这沉郁的蓝,再跳进跟它同样蓝无边际的海。让海天同样的蓝色为我殉葬,指引我的重生。

    秋天的周五,我会装模作样的骑上自行车,虽然我家到学校的距离根本还不够我把自行车从车棚推到大路上的距离。我想在能把作业拖到周末解决的快乐周五到处逛逛。秋天放学后的天空是被落日渲染出霞光的蓝紫色。有时候又会是火烧般纯正的红。我骑着自行车,耳朵里不插耳机,头发乱七八糟,敞着外套领子,穿着双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模仿偶像朴树的红色跑鞋,使劲儿把我自己登进推着红霞往前走的秋日风中。

    我会骑到四面玻璃的立声音像店,问问蹲在门口抽烟的坏牙老孙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我会跟朋友骑到游憩广场,围观一下永远在等待喂食的胖鸽子、准备摆出夜市的各色小摊主、体育馆附近篮球场中的各色帅哥。也很有可能放弃下一个目的地,干脆停车在草地里坐一会儿,聊天、看天、吃雪糕、等喷泉。

    上高中后就更喜欢骑自行车到远在城市另一边的五中,去看暗恋的帅哥。大多时候是看不到的,就去看初中时的同桌,和她热情的、同样暗恋帅哥的朋友聊天。然后再跟着她们骑到没有围栏的石河子大学,坐在操场边儿夕阳制造出的光晕里,盘着膝盖或是双手向后撑地看大学男踢球,装作懂行的指指点点,或互相交换最新八卦。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着颜色变换的天空,脑袋放空,融进漫天遍地的蓝。这种蓝色,在离开之后,成为了我们永远无法破解的咒。

    安妮宝贝儿曾经有句名言,好像是只有痛,才会记得。故乡的冬天经常能冻得我骨头都痛,所以我特别尤其地记得——放学回家的时候,漫天大雪的北方冬天。

    冷,零下三十多度的寒意。一出满是暖气的学校,立刻变作白眉大侠,眼睫毛、眉毛上全是冰渣。冬天是班上同学最团结的季节,晚上放学后,天基本都是黑的,一个班的人会一起走在回家路上,好像人越多就能越暖和。

    路边总是能有顽强的小贩,为这些口袋有钱、饥肠辘辘的半大小子们准备好烤馕、烤蔬菜、烤肉串。极度寒冷的冬夜里,烧烤摊上冒出的带着孜然味的白烟,和裹在厚重棉衣手套帽子口罩里,看不清长相的小贩,是同学眼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高三的冬夜里,我们挤在烧烤摊旁拿着钱凑热闹,不管想吃不想吃,都要挤在朋友旁边,盯着美味的白烟等食物。越是严寒,越是复习的辛苦,越要在美味的白烟旁扎堆,好像这才是幸福二字代表的终极意义。

    但更多时候,是踏进冬日柔软的雪地里,躲在厚厚的羽绒服中,在温暖橘色路灯的指引下独自回家。在寒冷的冬夜中想象着美好的未来,离开落后的边疆,考上另一座城市的大学,融入那些更美丽的街道、学校、与天空。在那座想象中的光鲜亮丽的大城市中,一定有更加宽阔繁荣的大街,更加葱郁的绿树,更加闪烁的霓虹,更多更丰富的朋友,更好更自由的生活……

    那是想象没有被打破的最完美的严寒之冬。在对温暖与光明的期盼之中最为闪耀与令人坚信的理想。越是寒冷,越是相信。因为春天会来,因为夏天会来,因为在这座小城中的一切回忆都无数次让人相信,春夏秋冬四季变换等同于永不失望的惊喜期盼、无休无止的美好轮回。

    然后冬日结束,春天结束,夏天结束。我们带好行李,心头雀跃,走进基本没人的火车站,兴奋的离开沉闷、无聊、永远一成不变的故乡。然后在越来越多的失望中,渴望找到一条早已被自己亲手毁灭的回乡之路。

    我写过我的故乡,也写过我们的离开。“离开它不费吹灰之力,鄙夷它不费吹灰之力。看不起它的陈旧钝滞、厌恶它无处不在的熟人关系、反感它的保守封闭,都是易如反掌。小城市不会反驳,它只会放任你离开,然后在漫长时光里剩下的怀念与焦灼中,再也不让你回来。”

    我想和这个小城谈谈。小城在默不作声中,像十年前雀跃于离开的我一样,避开了它的目光。

     

  • 理想 - []201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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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萌上抖森之后我心中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他是真的如此?还是因为他不分场合的喜爱表演?

    一个出身良好的孩子,祖上有爵位,在伊顿读书,完了进剑桥,再拿能与疯子相匹配的double first学位,之后又考进RADA,再被Bafta提名为最佳新星,然后就跟同出身伊顿的小雀斑被卫报、观察家等等一系列英国报纸抛到一个尖锐的问题之中:当演员真的需要出身好吗?剧院是不是已经被被这些伊顿帮所侵占?在家境不如他们的演戏行业未来之星们还在学校里度过青春期的时候,伊顿已经给他们提供了有400个座位的大剧场,专职的服装师、导演、表演指导、剧本写作指导——更别提他们在伊顿练就的那一副出演上流社会、皇家子弟都用不着训练的posh口音——在阶级观念根深蒂固的英国社会,记者与评论家们就差没明说“你们这帮家里有钱有势的公子哥儿还是继续当你们的律师记者医生政客,给别的演员留条活路”了。跟英国戏剧王子Kenneth Branagh关系好也被猜测是否借他上位,更有人猜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基情。跟前女友分手也立刻有人质疑是不是有了点儿名气就要始乱终弃了。出去度了个假晒黑了回来就有人说他像民工没有XX好看也没有XX性感不知道他为什么红成这样了。开个推跟粉丝勾搭就有人说creepy,为新片减个肥就有人说他肯定有毒品问题……

    但对此,抖森永远反应积极。不同于杰叔对于伊顿的厌恶控诉,抖森说伊顿挺好的,根本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对于媒体人们对伊顿帮的质疑,他说他压根没想着要定型就演公子哥儿,说如果一个人适合一个角色,甭管他是从RADA出来的还是刚走出火车站,这个角色都是他的。有人看不起超级英雄电影了,他马上写篇长稿子用哈姆雷特、哈罗德品特、卢米埃尔兄弟等等等等为超级英雄赋予意义。对于粉丝,有名气跟没名气时一样的好,从大老远冲过来签名拍照片,没地方写字儿了就趴地上写,送他块巧克力当场就吃了,熬夜拍一晚上戏知道外面有粉丝,吩咐司机出来告诉她们他什么时候拍完,然后出来不厌其烦摆表情送签名。

    从他嘴里,你永远听不到“不好”。什么都是amazing、fantastic。永远没有负面情绪,大热天穿着一身皮革金属戏服也永远都在笑。不认识的小孩子来探班,立刻把他举起来坐在自己肩上。谁写信都回。刷个推还要回粉自个的粉丝……

    真有这么好的人存在么?

    原谅我一贯阴暗的思维。我早就怀疑抖森这些表现就跟他满嘴的darling sweetheart一样属于英式社交礼仪——只是不好意思让你有种“你就是个陌生人”的所谓的“阶级冒犯”感罢了——而他之所以这么叫你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就是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这并非他贴心温柔有爱心,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出身上流社会的英国人。也就是说,他从小就被培养出一副全能的礼仪标准,能够让他在对你特别好的同时,隐藏关于他自己真实的一切。

    不好意思,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对他有这样一层定义。尤其在他屡屡夸赞与他合作的每一个导演、对任何演员与工作人员都好得像是认识了十年一样、在推特上对一些陌生人吐槽他推歌品味他竟然也会道歉之后。贝尔那句话说的挺对:太过了解一个演员,对这个演员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更愿意看他演与我无关时表现出的任性,演loki时表现出的阴险嫉妒,演群岛时表现出的温和脆弱,演蔚蓝深海时表现出的自私薄情——因为这些缺点让他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自然人。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在采访中说他“想成为英雄,因为真善美早已一票难求,若人人与人为善,世界将会是更好的人间”的时候,我内心之中真的有一万头草泥马在狂奔(尼玛,又开始演了是吧!)

    所以有时候太爱一个人,如我这种心理阴暗之人,就会在粉与黑之间徘徊不定,难以选择。

    但在看完了他与Kenneth Branagh都演过的亨利五世之后,特别是两个版本都看完对比完之后,我忽然相信了抖森的这种英雄主义理想,是出自他的真情实感。他是一个更喜欢演复杂角色的文艺青年,这从他之前选择的所有角色都可以看出来(这种角色他也演得非常出彩),但是在Kenneth Branagh选择将亨利五世塑造成为一个阴险、偏执、孤独的伟大国王之后,抖森却一反他之前的所有角色选择,将亨利五世塑造成一个能够在父亲强大时扮演花花公子、在父亲病弱时冲上沙场的王子,一个血气方刚、同时英勇仁慈的国王,一个温和有礼、同时自信满满的情人。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的授意,但在虚妄之冠之中的抖森,是完全不同于loki,不同于之前他任何一个角色的“偶像式”表演——而他演得非常好,简直就像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本色演出——或者说,这就是他想成为的样子,亦或者,这就是他想要为自己塑造出的样子。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他是个典型的虚伪的英国绅士。从他嘴里,你听不到多少真话。虽然他能够一条裤子一双鞋子穿N年,一辆破车开十年,但他所有的言行举止,依旧是典型到不能再典型的上流社会出品。但这不妨碍我比以前我所爱过的任何一个偶像都要更爱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长相与嗓音,更不是因为他成为了所有见过他的人口中的“对人最好的明星”。而是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能够正视父母选择离开对方的事实,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并努力让父亲理解自己。能够让一切压力化为乌有,能够做到自己想做到的一切。能够时刻有理想,并能够为理想毫无怨言。能够隐藏所有的难过、紧张、不愉快,时刻保持彬彬有礼与温和热情,能够让所有人都在不加深究的情况下相信他真的如此温和亲切、毫无防备。

    我永远都不能相信抖森本人真的如他表现出的这么完美——他只是能够完美的隐藏他想要隐藏的一切。但我相信,他真的有一个追求真善美,变成英雄拯救世界的理想——就像你我在不谙世事时曾经有过的理想一样。

  • 最美妙的…… - []201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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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的广州喜怒无常,阴霾潮湿。好在终于暖起来。听了声音玩具快十年,从未见过真身。现在改名换姓的区波烫着卷发,时髦美丽的来到广州,像是从天而降的一份礼物,也更像是个奇迹。

    凸空间的音效对我来说已经很足够了,不求更好了。现场里妹子和情侣多,像我这样的老壳子也有,只是到后来,唱艾玲和星期天大街的时候,才全部暴露出来。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些歌的旋律,只记得站在三排之后看到的区波。没说话,开场曲没有歌词,吉他轰鸣,清澈的声音冲破时间的河流,冲进沙漠般的内心,包裹着强大的轰鸣如潮水的音墙,带着昏黄透亮的光——像是梦一场,像是从未存在过。

    有流行歌曲一样的旋律,也有让人浑身战栗的后摇噪声。区波看起来比以前美而年轻。唱歌时候会发抖,看着你,却像是看着你眼中投射的他自己。精心装扮过、更像是个时髦乐队、却藏着十年一贯的爱,质疑,失去,与绝望。

    怀念从前的人说,不希望看到改变。台下的四川小伙在喊,不朽。区波都没有唱。只是,在繁华喧嚣的星期天大街上,他无数次的替我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离去。没有永远的爱,没有不朽的青春,没有不变的时光,唯有生活继续。但音乐永远没有间断,优美永远没有停歇,奇迹永远都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这是生活赐予我最美好的礼物。

    我塞着耳机,走过无数嘈杂厌烦的街道。然后我找到了一片宏大广阔,永远不会有尽头的海洋。“生活每天上演新的悲剧,这其中也许就有我和你,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停留在这里,不需要继续。亲爱的谁会永远爱你,我们爱的人永远只是自己,爱着那样一颗永不安定的心啊。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甜蜜,自私贪婪的索取,以爱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以爱的名义……”我们都明白为什么总是选择离去,沉默的走向没有尽头的厌烦与喧哗。然后在偶尔的奇迹中,找到来时的路。

    光之下的区波,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在沉默中对话,在陌生中相见,在散场后离去。

    永远记得他在唱,

    “此刻我是如此渴望从未有过的年轻,

    时间之箭不能追赶的步伐。”

    然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能够被改变的。

    再见,青春。

  • 故乡 - [生活]201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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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五年的时间,我没有回过家,都是母亲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回去的那天,晚上十点到乌鲁木齐,母亲找了黑车从石河子到乌鲁木齐接我回去。司机为了避开过路费没有走高速,一路上风雪交加,颠簸不断。

    中途停车加气,在休息室里看到了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他已经比他爸爸高出半个头。母亲认出了他,我完全不认识。他的父亲认出了我,他完全不认识。双方都没有说话,都觉得孩子已经互相不认识了,说话只会尴尬。

    一路上,司机不停的抱怨石河子这几年来发生的变化。重污染工厂,水污染,空气污染,房价飙升,高中消失,水源消失,四处堵车……

    五年前,我的故乡几乎没有任何工厂,仅有的几个厂也都在倒闭边缘。大型超市不多,商场倒闭,电影院倒闭,唱片店倒闭。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一样,只想往外走。那时候没有污染,房价很低,一条路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车。

    仅仅五年,我的故乡就已经改头换面。像这条陌生黑暗,风雪交加的路一样,只剩下寒冷不变。

    到家之后,已经半夜两点。我的家跟五年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时间像是已经凝固。只是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发现母亲老了。

    陌生的暖气房子,陌生的从厨房飘来的饭香。母亲还发着烧,却非要给我热上一碗早就准备好的鸡汤。我心里很难过,觉得无以报答。我不能回到她身边来,这二十八年的自私,变成了母亲脸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像是皮鞭,一下下,打在我心里。

    吃完了饭,只觉得冷。让母亲先睡,去洗好澡,躺进挨着暖气的被窝。这间屋子不大,墙壁已经有些泛黄,但这是我的家。

    回家做的第一个梦,梦见我小舅。梦见小舅除了女儿,还有一个儿子,长得很像小舅,已经长得好高大。醒过来的时候,又闻到厨房里的香味。母亲总是最操心我吃饭不够,小时候,她总是要喂到我往外吐,才会心满意足。但这却让我一直对吃不怎么感兴趣,母亲总说是因为她从没让我缺过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充饥,我并不知道吃有什么乐趣。在我的记忆里,吃这件事,总是跟强迫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我对吃有了热情,对这个总觉得支离破碎毫无幸福的家,有了热情。在十年前,我总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在十年之后,我知道,这里是家。

    母亲保留着我上学时候的一切东西,甚至包括打草稿的纸。那时候我总在日记里写,三十岁,我就自杀。我不想变老变丑,不想活得像他们一样无力。现在,我快三十岁了,却不敢自杀了。

    我接受了这样活着,无力,憋屈,浑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因为现在的我不敢想象失去他们,也不敢想象他们失去我。我不能是先走的那一个,我不能崩溃,我不能再对不起他们。

    过年,寒流入侵,亲戚朋友纷纷病倒。母亲好了一点儿,就轮到了我。以前这点冷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现在,我却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自己的家乡,寒冷,肮脏,冷清,破旧,落后,无聊,虚伪,落魄。然后我发现,它正像是现在的我。

    书柜里,已经不再是教科书和复习题集,而是磁带,漫画,小说。上学时候,这些都是被母亲打入冷宫的东西。现在我明白,母亲一直知道,我对它们,才是真爱。

    烧退下去之后,我拿着相机出了街。我立志想拍点什么,想拍出以前上学那条路,想拍出蔽日连天的林荫道,想拍出明镜如湖的雪山,想拍出一中原始森林般的校园,想拍出立声只剩下半个的玻璃房子……我走出去,打开相机,眼见之处,全是一片陌生。死气沉沉的冬天里,蓝天已经消失。我看不到雪山,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前十八年所熟悉的一切。我走到一中门前,看到翻新的教学楼上,标着八中的名字。我的学校全搬去了高中城,我的过去,已经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纪念。

    我去了父亲家,小姑家,大姨家,大舅家。他们有的变得很有钱,有的天天念着钱。唯一一致的是,他们都替我母亲担心,我这个远近闻名的怪小孩,一直就是成不了家。

    是的,我还是在让他们操心,我总是有那么多做不到的事情。留在家乡的同学与朋友,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车子房子对他们来说,都不成问题。母亲从来没有怪罪我,但我知道,她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走,一直在她身边,现在我也就能像那些孩子一样,成家立业,圆满幸福。

    所以我只有选择继续远走。这是我回不去的故乡。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罪人,被过去忘记,被现在放弃。压抑沉闷的天空中,找不到支撑我所有幻想的记忆。我如我所愿,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陌生人。

    临走前,我去了立声。玻璃房子变成灰突突的水泥,门口贴着一块难看至极的红板,写着歌曲下载,刻录光盘,耳机,车充,万能充电器。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门里剔牙,不是老孙。

    我举着相机,透过屏幕看着他。他看到镜头,像看到神经病一样,转身没入我所不能见的黑暗中。

  • 丢伞记 - [生活]20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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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的事儿了。

    天黑了去吃饭,带着一把没用上的伞。因为早上出来看到天是阴的,想到沿海地区呢,雨水无常,所以还是带把伞保命。但一般是这样的逻辑:你带伞,不下雨。你不带伞,就下雨。所以没下雨,我带了把伞,去吃饭。

    走到小吃一条街,挑了个麻辣烫进去吃,旁边一个桌子坐了一男一女,男人说话很小受的样子,但却很激愤。我拿出一本言情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有小受说话有意思,于是就假装埋首言情,其实心思都在小受身上。

    小受说,我现在经常写一些经济,文化,时政之类的东西。还喜欢跟那些右派傻逼吵吵架。我这个人只混豆瓣,豆瓣上牛人还是很多的。但我不混围脖,混围脖会降低人的智商。XXX国研究过,围脖这种短阅读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进而对长阅读失去兴趣,变得不会思考。

    然后小受掏出了手机,问对面的姑娘,你都关注些谁?千万不要关注刘瑜、闾丘薇露之类的傻逼。黎坚惠还可以,但其实你应该关注一些经济学家,比如XXX,因为时尚都是跟着经济走的,看到经济什么样儿,基本就能预测时尚什么样。嗨,不要一天到晚刷围脖,上面谣言满天飞。

    然后小受呵斥了端饭的小二,为什么自己的饭还不来。接着,小受数落起了设计部。我真是受不了那些设计部的,一点审美都没有。那个XXX,我每次都给他找好图,但他总是有本事挑出这一堆里面最丑的那张来排版。这些设计部的究竟有没有审美啊?他们真应该回去重新修一下美术史艺术史啥的,不然连最基本的对美的感觉都没有。嗨,不说了,设计部啊。。。。

    之后小受接电话。哦,是呀,我给他写了那么长一篇文章,他竟然校对完了都不跟我对一下,所以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真是的!

    我一边津津有味的听着,一边大口吃饭。小受还在滔滔不绝(这些我都记不下来了),对面的女孩却已经吃完了,于是厉声呵斥他,快点儿吃!一顿饭吃到八点多!于是小受不说话,埋头吃饭了。

    所以我觉得很寂寞,索性把还剩下点儿豆腐皮儿啥的碗一推,不吃了。包一拿,我就走了。一路上还在回味小受的神采飞扬。

    然后回家发现,伞丢了。

    都怪小受!

  • 拼爹论与人生导师 - [生活]201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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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没遇到过人生导师的人都不相信真有人生导师的存在,比如我。我爹我娘都算不上人生导师,只能算是宿命论者。所以每每看到那些“讲述我爹的故事”之类的帖子,我这个大俗人总是要津津有味的看完。这不,今天就又撞上一个:“这就是我父亲,他让我懂得了真正的幸福快乐只存在于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丰富而强大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来自于际遇的好坏或他人的给予。”其实貌似这样的话我爹也跟我讲过:“世界就是面镜子,只有你对着它笑的时候,它才会对着你笑。”不过我爹倒是一天到晚都在笑,就是不知道他究竟在笑啥。

    昨天做梦梦见一句话,你从没给过我奇迹。忽然发现这句话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挺想给别人奇迹的,比如说哪天我一夜暴富了能让我在乎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了,或者我成神医了能给我爹治眼睛了,或者我忽然能让时光倒流了你们想回到几岁就会到几岁,我特别想。但我就是不能啊,这谁都没办法。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也从不是会让别人觉得“奇迹降临”的那种人,大概是因为活了二十七年都只会自怨自艾唧唧歪歪。太在乎自己那点破事了,天天看世界都觉得是灰的,又怎么可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个奇迹呢?顶多是个奇葩吧。我应该就算是典型的没跟世界处理好关系的那种人,总觉得自个儿活不了多久,爱谁谁吧。

    但现在却又发现,自个儿根本不是那种真能爱谁谁的人,所以总想找人生导师——那些拼好爹的帖子,尽管都是读者女友腔,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心花怒——并不由得感慨,好爹们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之前我总觉得,为什么这么个好爹没给我碰上呢?尽管我也并不觉得我爹就真的不好。我不能用我都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我爹,我爹这辈子也不是为了当成个人生导师而活的。我只是一个郁郁寡欢的离家千里远的小镇青年,我爹又何尝不是呢?

    相信人生导师,可能还是有点儿用的吧——尤其这个人生导师还是个好爹的时候,就更能满足我内心森森的言情故事需求。其实我等这么爱各类美怪大叔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怪大叔哇!

    当然,好吃叔叔还是拼爹赛里面最领先的那个。没办法,帅嘛。虽然没个好爹可以拿来拼,但学习学习一下总是好的。尽管这种人生箴言总是三天后就被现实这个大后妈压得粉碎,但好歹今天让你热泪盈眶了——其实演出台子上那些搞摇滚的也都婚了叔了当爹了,他们大多数只选择对着孩子热泪盈眶了,永远年轻就留给下一辈来吧。

    我爹老啦,一辈子也没活成个人生导师。虽然我没办法跟人家拼爹,但我见到他还是会热泪盈眶的。因为毕竟,他是我爹嘛。

  • 请宰了我 - []201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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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开始就朋克那点破事唧唧歪歪了。

    基于回南京重温了一下《请宰了我》这本八卦书,又看到了众人口中的希德。其实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就已经厚颜无耻的先翻到希德这部分看了,目的就是为了看我早已经知道的言情故事。当然不出所料,摄影师鲍勃·格鲁恩说:“我不能相信希德要杀南希。我不认为他会做这种事。他不是魔鬼。他和自己的名字好像正相反。我是说希德其实是个懦夫,虽然大家都叫他vicious。希德很爱南希。在性手枪美国巡演中,他总是想找我聊聊南希,因为我认识南希比他早。希德会问我关于她的问题:‘她真的是个妓女吗?’我说:‘是的。’那时候在纽约,我和我的朋友戴夫、还有南希一起开车。南希就说起关于她所在的妓院的情况。那是在城里,而且他们有主题房间,可以挑选不同的姑娘——小女孩、教师、护士……南希所在的是性虐待房间,她穿黑色皮草吊袜,为了钱而鞭打那些德国混蛋。他们付给她很多钱,然后她用鞭子抽他们,让他们爬过来亲吻她的靴子。她最后说:‘你们这些家伙想来的时候就来,就在那个房子里。’她就好像是,‘我们真高兴你来。你会度过好时光的,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从那以后,只要我们在夜里开车,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可以去那儿被南希揍。’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她当回事。但是在旅途中,希德总是问我关于她的问题,‘她过去真的是那样?’我说:‘是的,她是的。’希德爱她。”

    其实南希是不是真的在这种主题妓院,究竟有没有穿着黑色皮草鞭打德国人,都是有待商榷的事情——因为南希这个妞本来就是满嘴跑火车。她也不见得就真是那么喜欢希德,她去英国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找个摇滚明星上床,因为在美国她大名远扬,出了名的麻烦,谁也不愿意招惹她。到了英国,她也试着招惹了一堆人,都没人理她,只有希德对她一下就看上眼,从此就爱得死去活来,亲吻脚趾之类的事情都根本不在话下。

    希德这个懦夫,从小就没稳定过的孩子,内向、看起来脆弱、有暴力倾向的家伙,对南希的爱还真是非常魔幻——我从开始的深信不疑,到现在的不敢相信,或许也是因为我不再相信真的有人能这么去爱别人——希德不过是在爱南希的自毁罢了,爱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幻想——我又开始搬出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套。

    但是这个言情故事依然是我的最爱——包括科特科本和科妮拉芙、吉姆莫斯森和帕米拉。《请宰了我》里面全都是内部爆料,各种烂人烂事,但是真爱故事却在这一堆歇斯底里的青春癔病中显得特别正常——仿佛这就是青春最正常不过的含义,你有一个要变得与众不同的梦想,你用那些优美的充满噪音的试图让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声音宣泄无处可逃的厌烦,你让自己变成一个烂人,你找到一个比你更烂的家伙,你在他或是她身上看到了特别美的东西,你爱上他或她,然后你们就开始对对方耍烂,一直到更烂的那个人先离开。

    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会被这种故事吸引就证明,我本身不太正常。但我并不觉得。虽然有人跟我讲吉姆莫里森根本就是一个蹩脚的诗人,那么多女孩这么爱他只是因为他有一根大JB,但相信我,我并不这么觉得——他长得真不符合我的审美观,但现在我爱他。虽然我从来不曾喜欢什么诗歌,对于波德莱尔亨利米勒之类的以前无感现在也没有太大感觉——他们把堕落和性当成一种叛逆来写,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当然我知道波德莱尔挺伟大,但我更喜欢写出“我相信……我的灵魂,这个物”之类的莱昂德贝尔风格句子。但吉姆莫里森写出的句子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堕落和性——它们能让我感同身受,这理由虽然俗,也俗得千真万确。

    摇滚乐中的堕落和性,其本质上就像是一切文艺作品中那个必须存在的噱头,是用来让摇滚乐变得吸引人的东西,但它真正的魅力,依然只在于天才的养成,以及悲剧性的消亡。你当然可以说他们大部分是被毒品毁了,但他们对于毒品是一种自我选择,都不是谁逼着他们向毒品投诚。而死亡——一旦死亡,他们就会称为传奇,永远停留在那个年纪,永远貌美、紧致、才华横溢、掩埋真相。

    就比如,希德真的这么爱南希么?如果他像坏牙罗顿一样活到长长久久,又会有什么故事?

    当然这也只是个荒谬的论调——希德之所以是希德,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活那么久。不要再去争论坏牙罗顿是性手枪中唯一一个不会被维维安妮韦斯特伍德摆布的人,不要再去争论坏牙罗顿后来组的Public Image Ltd是多么多么的富有意义……不要再说希德是个太过入戏的朋克,希德本身就是朋克,坏牙罗顿才是演员。

    当然,我之所以会这么说,完全只因为我是希德的粉丝,我爱他。而我之所以爱他,也是因为他在最好的时候就死掉了。他在最傻逼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更傻逼的人,这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最不幸的事情就应该是,在你最傻逼的时候,你却遇到了一个最好的人——这也造成了对方的不幸,在他最能够爱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个傻逼。

    相信你也看出我的本质了。什么朋克摇滚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浮云。我只是个喜欢看言情的,以及无可救药的青春崇拜者——崇拜到愿意用死亡将一切青春变成永恒。这跟重口味之类的没什么关系,因为死亡本来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玩玩所谓的理想,时不时飞高一把,爱人被爱,甩人被甩,再自我较劲的写两首歌,并永远与世界保持距离——若你有才当然更好,你能活的快一点儿。若你没才也无所谓,你就活的慢一点儿。这都无所谓,这都是在同一条路上。重点只是你要让自己时不时high一把,并且你要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让你high。

    好吧,我确实不相信希德真的这么爱南希。我也不相信希德杀了她。但我相信到最后,希德的母亲安拿着骨灰,翻过栅栏,找到了地方,把希德的骨灰洒在了南希的墓上。

    “然后她回来,进了车说:‘好的,他们最终在一起了。’

    就是那样。